五大动能将推动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持续增长
刘俏
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靠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来做最终驱动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在于，在高速增长阶段（工业化进程）结束之后，我们如何保持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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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要素生产率是指除去资本与劳动力外其他生产要素（如教育、技术创新）所带来的产出增长率。通俗理解就是：生产活动在一定时间内的效率。自工业革命以来，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是经济体在完成了工业化进程之后能够长期保持2.5%以上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既然对发达经济体而言，生产率持续高速增长也是例外而非常态，中国有没有可能再创造一个奇迹：在完成工业化之后还能长期保持生产率的增长？
保持生产率一定水平的增长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核心逻辑和高质量发展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有没有可能从目前低于2%的平均水平实现一个V型反弹重新回到2.5%甚至更高的水平？中国过去40多年所创造出的经济奇迹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在于：中国发展模式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概念或是思维框架，它是一个随时间变化而不断变化的思想探索和实践探索的集成。中国发展模式的普适性不在于它提供所有问题的答案，而在于它以开放的精神、实事求是的态度，直面发展中的第一性问题，并不断寻求以现实可行的方法去破解这些问题。
从历史演进的视角看，全要素生产率是个内生变量。全要素生产率能否持续增长取决于我们能否找到中国经济新的增长动能，以及如何通过有效的政策和更加彻底的改革开放举措释放这些动能。我们的分析显示，推动中国生产率持续增长的动能是实实在在存在的。
首先，中国仍然拥有“再工业化”所带来的巨大的生产率增长空间。中国叙事里的“再工业化”与美国解决生产率增长不足所采取的“再工业化”不同：奥巴马政府和特朗普政府“再工业化”的核心是恢复和发展高端制造业，弥补美国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去工业化大潮”所带来的经济“空心化”、失业率上升等问题；而中国的“再工业化”更多指的是“产业的数智化转型”，即任何行业都可以通过数智化再做一次。通过5G/6G、大数据、人工智能、大模型等驱动产业的变革，将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空间。
第二，新基建投资——实现再工业化和改善民生所需的基础设施。新基建是相较于传统基建而言的，它首先包含一个“再工业化”的考虑。围绕“再工业化”的新基建涉及产业变革，以及跟产业互联网相配套的基础设施建设，如5G基站、数据中心、云计算设备等。除了上述基建之外，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也急需继续投资跟民生密切相关的基础设施，比如旧城改造、租赁住房、城市公共设施的投资等等。这些领域不仅投资规模可观，而且如果能够通过市场化的方式吸引民营资本投入，是可以进一步提升投资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
第三，大国工业。我国已经建成全世界最完整的工业门类，制造业的GDP占比达到27%，远远超过美国的11%。虽然我们建成全世界最完整的工业门类，但是在一些关键的零部件和底层技术上还无法形成“闭环”，我们的大国工业还有发展的空间。未来中国制造业的GDP占比需要维持在23%左右，而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将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带来广阔的空间。
第四，改革开放和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主要有两个来源：技术变革和资源配置效率提升。除技术变革外，“彻底的改革”和“更高水平的开放”能形成一个庞大的制度红利空间，带来资源配置效率提升的巨大空间，从而推动生产率的进一步增长。
第五，碳中和目标的实现。碳中和不仅仅是单纯的能源革命，而是一场比能源革命要更深刻、更彻底的经济社会的系统变革。国际可再生能源署（IRENA）在2021发布的年度报告中估测，为了达成2015年《巴黎协定》规定，实现全球平均气温较1850年升高的幅度低于1.5℃，全球需要在2050年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实现这一目标，IRENA测算2021~2050年内全球的总投资规模至少需要约131万亿美元。我国温室气体排放规模到碳达峰时估计会占到全球的30%。如果将全球实现碳中和所需的131万亿美元投资等比例分配，我国实现碳中和需要投资的规模大约在270万~300万亿元人民币之间，相当于未来30年每年投资8%左右的GDP。这样的投资强度不仅可以抵消传统节点行业（例如房地产）投资下滑对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还将通过产业和技术变革带来全要素生产率增速进一步提高的巨大空间。
中国经济生活中依然存在一系列推动生产率持续增长的新动能，这些新动能和它们对应的大量投资为中国未来生产率的持续增长带来了巨大的潜力。中国式发展道路一直寻求在政府与市场、效率与公平、短期利益与长期目标、资本回报与社会回报之间找到一个更有利于发展的均衡，通过持续的结构性改革和创新的政策体系破解“生产率增长悖论”，我们有可能创造一种新的历史可能性，在经济思想上实现对现有经济增长理论的突破。我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信仰来源于发展道路的多样性、中国业已存在的1.6亿户经营主体，以及他们在极其困难情况下展现出的韧性和创新活力。
（作者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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